“我們都服從於權力生產真理，並且，我們除了生產真理，否則無法行便權力。”

                                                          ～博柯(M. FOUCAULT)

(一)

據了解，許多後殖民政府(postcolonial government；按指脫離殖民國家統治而獲得自由後)皆有意去釀制一套“國家危機的論述”(narratives of national crisis)，以便定期重演。並重制(reenact)國家創建初期的創傷情境，----也即是剛從殖民國家的帝國權威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時刻。這種釀制“國家危機的論述”的策略可進行一種權威統治的測試，以之作為鞏固領導權。確定其領導的合法性。然而，這種“危機論述”的模式就常期運用“發現危機”和“化解危機”的循環中進行，其不僅僅於一種“再保證”(reassurance)；它不斷地在“發現危機”中，把論述的焦點放在新興國家的脆弱性(fragility)，以及新興國家在緊急關頭的“易受傷害性”(vulnerability)上面，藉此“化解危機”來“定期檢查”，重新召喚起創建國家時那股凝聚的力量。對領導層而言，這種“危機論述”可獲得權力控制的擴大，以“化解危機”來排除權力的障礙或異己，且不斷強化自身統治的合法性。

情況很簡單，那些想去成功地“發現危機”以替危機下定義及監控危機的人，通常都順理成章地確認其自身為權力的擁有者，於是。“化解危機”一而再、兩而三的堅定民眾對他的權威統治的信仰。當然也就理所當然的鞏固其領導方式，繼續對他的權力工具的運作，更重要的是，為其用途之必要性作有效的辯護，以自動的方式瓦解種種可能潛在於對他的不信任和威脅。

一位領導人要在後殖民政府和執政黨中持續掌權超過十年，就必須懂得定期有效地釀制一套“危機論述”(narratives of crisis)的模式和策略，從偵測危機→公布危機→提高警惕→誘導合作→評估災害→戰勝危機，無外乎就是將權力的運作再一次的擴大、散布到各個階層中。當這個“危機論述”一再的復制，其結果當然不是“消滅敵人”而已，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化解危機”，其權力也隨之增加，這種增加並不會太多增進民眾的權力和自主性，相反的，領導人的權力越趨於“穩定”，其形像越是“權威”，人們也變得越來越“依賴”權威，“信仰”權威，於是，“權威領導”變得越來越必要，無人會懷疑其對民眾的“貢獻”。

(二)

馬哈迪是一位懂得善用“危機論述”的領袖。一方面他透過媒體宣傳的方式生產“發現危機”的種種可能和跡象另一方面則宣布“化解危機”的步驟和方式。對馬哈迪而言，馬來社會是一個“整體”，與之相互的“差異”是不容存在的，尤其是宗教，他始終擔心不同的教派會分散馬來社會的力量。前陣子對於“澳爾根事件”的處理就是在“危機論述”的模式下運作，澳爾根組織在傳媒的報導下被形容為“牛鬼蛇神”、“邪魔外道”，甚至不惜宣染澳爾根領袖的“腐敗荒淫”、“圖謀不軌”，在民眾的心中，徹底的“醜化”澳爾根組織。這些都是一般的手法，在“發現危機”的過程中，澳爾根被視為是“伊斯蘭教義的扭曲者”，因為它“背離了穆斯林的利益和團結”，表面上看來，澳爾根是進一步分裂穆斯林社會的“禍根”，事實上是暴露出政治“統一”宗教的做法。

在政治的權限上馬哈迪的個人權威形象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巫統黨爭後在宣布非法之時立即成立“新正統”，又順利的接收回“舊工統”的財產；對蘇丹特權的限制引發憲法危機的解釋，合法地削弱了地方力量對中央行政權的干預和威脅。這些都只是屬於政治的範疇而已。當馬哈迪發現另一個有組織、跨國際的“宗教”可能存在著威脅時，再一次要堅立巫統黨這個世俗政權對宗教合法的發言權和支配權，瓦解澳爾根成了一個“危機論述”的重大挑戰。馬哈迪的領導無論在黨和政府中，都已無人能動搖他的地位，換言之，在“政治”範疇中，過去種種“化解危機”的實例已經鞏固了他的領導權，泛馬回教黨固然對巫統或中央政府構成極細微的威脅，但“政治”的處理不是很難。可是。澳爾根組織有規模的擴張卻不太多涉及“政治”領域，他們究竟會形成怎樣的力量尚未能做出正確的評估。可是“宗教”始終是穆斯林社會的核心，如果政治無法“統一”，宗教，或宗教無法被政治駕馭時，很可能在穆斯林的精神世界中將落入了另一個權威的領導人----阿沙里的手中。

從“發現危機”到“化解危機”，我們看到馬哈迪屢試不爽地運用他的“危機論述”模式，為的是再次證明他的領導權威是擴及宗教領袖的。換言之，馬來社會該接受哪一派的伊斯蘭詮釋學(Islamic hermenentics)、該發展那一套的伊斯蘭價值觀或世界觀，都得由馬哈迪所領導的“文化霸權”認可。消除澳爾根組織是認可了“一致”或“統一”的穆斯林領導權，不容區分為政治和宗教兩個領域，也就是說。“危機論述”增加了政治對宗教的駕馭，事實上也就等於宣布穆斯林不存在著“宗教自由”這回事，然而更重要的是，馬來社會“集體”的認定馬哈迪的權威領導，其終極目的即是增加了馬哈迪的統治。越是成功“化解危機”權威統治越是穩定。

(三)

在外交上，我們也看到馬哈迪同樣的揮用“危機論述”鞏固他的權威領導，更深一層的贏得人民對他的權威形像的依賴和信任。西方的環保組織和人士被馬哈迪形容為 “帝國主義的幫兇”；世界環保課題被視為“南北對立”下“西方霸權”的“殖民主義心態”；美國對於東亞人權問題的關注也被認作是“西方支配的陰謀做法”。於是，在國際舞台的奔走下，馬哈迪的言論事實上是揮用了“反西方情結”的“仇外”(xenophobia)方式強化其“危機論述”的內在資源，凸顯了殖民地時期的“抗暴”精神，尤其以這種方式作為“內聚”的催化劑，在進一步獲得國際外交聲望的同時，也替他賺取了在國內人民心目中的的英雄權威形像。“仇外”的內核同樣是一種“危機論述”的運用。“發現危機”意味著設定西方世界是構成威脅的主謀，種種西方的思想觀點(民主、人權、生態標準)也被看作是“有害”的，而為了對付這個有名有姓的敵人，只有處處警示著“危險”存在的事實，且信賴領袖的言論與政策，才可“化解危機”，杜絕那些可能對我國不利的幹預和威權。“仇外”的“危機論述”是以“西方”為敵人，事實上，它不止於此，“西方”所代表的是籠統的稱謂，而“仇外”才是一個“化解危機”的動因，種種不利或僅僅不同於領導者言論立場的思想型態，都可一並被看為是“仇外”的對象。換言之，“仇外”不再是有一個明確的敵人並以之作為反對的對象，相反的，“仇外”的對象越是模糊，越是刻意不明確的設定，越是能加以“利用”、利用作種種“權力關係”衡突的處理模式之最好藉口。

當然，“仇外”固然可以增加民眾的“內聚”和“自信”，但結果不僅僅是如此而已，理由是在“發現危機”到“化解危機”的過程中，更有利於凝聚“權威主義”的領導形像，人民相對之下，就變成對領導層的“過度相信”，危險地營造“全能政府”和“無誤領袖”的有利氣氛。馬哈迪的領導權透過在國際外交上的“仇外”言論，提醒國內人民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警惕和防備，在此同時，則無意間事實上即是宣布他的權威形像的合法，而人民應該無例外的全然支持他的做法和政策。

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到，種種成功的出擊都是再一次證明自己的權力的檢查方式，所以，要強化權威形像最好的方法即是採取“危機論述”的方法，消極來說是說明自己的權力究竟有多大，積極而言則是再一步誘導人們對於權威領導的屈從和信賴。“危機論述”是最快速、最有效累積權力的策略，馬哈迪很懂得這個道理；馬哈迪也同樣明白政治權力的現實性，他在巫統和全國的權威領導不會是有“絕對保證”的，“危機論述”是權力的最好偵測器，檢查出種種可能對他不利的權力，從“發現危機”到“化解危機”，都再一次的生產(reproduction)或增進他的權力。總之，想成功地監控危機的人，通常都順理成章地確認其自身為權力的擁有者，辯護其權限的合法性擴張。

(四)

“危機論述”的模式應用，事實上是一種父權力量的運作過程，它把更多的統治範疇縮小到個人的英雄式領導中，減少權力的分散和流動，以有效的管理可能發生或可預測的未來。“危機論述”宣布“大災難”即將來到，而宣布者也就是處理這個災難的最佳人選；無論是國內的宗教事務或國外的外交政治，“危帆論述”也都暗示了沒有東西可從操控者的絕對可知性(absolute nowability)中逃難出來。也沒有東西可去阻撓或限制操控者的絕對掌握，一切的阻撓和限制皆會被排除在外。馬哈迪在多次“化解危機”的過程中都證明了這點，這也就意味著權威主義的領導模式“自然”的增添在他的英雄式形像上。而人民也常期“佩服”他的權威心態中制造出“內有惡犬”的害怕心理。

馬哈迪個人的“危機論述”幾近成了“公共言說”(public discourse)，相對之下，所謂的“公共”傳媒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越來越分清什麼是公眾的意見，什麼又是政策領導的想法，“危機論述”模糊了政府言論與社會言論的區別，換言之，“危機論述”營造了政府與社會的言論的“一致化”，若想經由被掌控的媒體或報章來接近公共意見幾乎是行不通的，甚至所謂公眾的反應也是已經過與領導層言論相“比對”後“篩選”出“迎合”政府言論的所謂“讀者意見”。總之，父權的配制和生產，無外乎就是“政府有權決定人民看那類的電影”(對“辛德勒名單”的態度)，進行一種“家族認同”的“一致性”再生產。

我們不難識破“危機論述”中對權威的運用因子，理由是這種模式所採取的是一種對群眾心理的“合理”操控，替代了過去軍隊、警察、監獄等這些“暴力”的操控。

“危機論述”利用人民本能的危機感和不安心結，重復地宣布“權力”對於危機的化解和安全的維護的“可靠性”、“權力”的有效和功能“保證”了危機得以克服，當然更重要的則是權力應用者再一次的“確證”了他的合法性地位。“危機論述”充分的反映了現代市場經濟的需求，提供合理化的管理機制，強化所謂的“有效”。因此，理性的權力即表現為工具的有效應用，“權威統治”無疑的就是最有效、最合理的管理機制。

在我們看來，後殖民地政府所採用的這一套理性的機制和當年殖民地當局曾用以統治本地人民的方式是相同的。殖民地政府當年對殖民地人民的控制即是盡可能消除種種對於殖民政府的威脅力量，要求對他們的效忠是經由誘導和恐嚇的方法進行，換言之，西方殖民時期的權威性格與後殖民國家權力的領導權威模式是相同的，“權力中央化”的“危機論述”無外乎是想更有效的達到管理和支配，甚至還要在“理性”的外衣下扮演其“良善”的面貌。

也許東方權威政治原本就是一種很“父權”的領導，只不過在以“講理”的修辭下，“危機論述”在馬哈迪的領導作風中往往被視為是一個“講理的父親”的行為，人們也訓導而習慣於這種父權的領導。

(摘自《資料與研究》 第十三期 1995.01 華社資料與研究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