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文化整合一直是這個世紀人類最關心的課題，從民族國家興起，二次世界大戰、風起雲湧的分離主義、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廿世紀的大移民潮，均顯示出多元文化整合的重要。多元文化首重相互間的尊重與了解，是人性最高極致的表現，但是文化畢竟是精神的展示，它是社會的根，也是社會的果，它無法在真空理想的狀態下發展，仍受到政治的支配。多元文化社會能否順利整合，或造成衝突，政治社會精英自然扮演著關鍵，甚或足決定性的角色。

馬來西亞是亞洲文化的縮影，有著豐富的多元文化，近年來以高速的經濟發展，贏得世人的注意(註1)。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馬來西亞有無利用多元的文化條件創造出獨特的馬來西亞文化？還是仍舊擺脫不了傳統的歷史的習慣，以優勝劣敗法則決定文化的主導，是值得關切的。本文在探討文化整合在馬來西亞的情形，從政治社會精英的態度與互動角度切入，是本文的研究方法，希望探討文化整合的困境所在，以及華人如何面對，並為馬來西亞創造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

2.複式社會與多元文化整合的關鍵----協和精神是否存在？

複式社會(Plural Society)與多元社會(Pluralistic Society)不同之處在於，多元社會主要是由世俗價值取向，實用性的聯合團體(associational groups)所構成，亦即是一種同質、分殊化、功能性的社會結構。而複式社會則是由界線分明的 「分歧間隙」(segmental cleavages)所組成的社會，其中客觀的社會差別，構成了各種政治勢力的基礎，形成相互排斥的「分歧團體」(註2)。簡言之，如果一個社會中的政治分界(political division)是堅固地建立在社會界線之上，這就可以算是一個複式社會。(註3)

庫柏(Leo Kuper)因而認為，複式社會除了在文化多樣性，社會間隙以及意見不一致等特徵外，複式社會的政治形式，常為一個少數團體所宰制。他認為，社會中各單位如果我行我素的話，她們只是分立的團體，既然已經歸屬在一個政體中，就必然會有支配與服從的特性。(註4)依照庫柏的說法，文化多樣性或多元現象會自動導致某文化團體採取壓制的行動，複式社會中沒有共識的可能、沒有制度整合的可能、沒有辦法求取團體之間的平衡結構，因此以「非民主」方法來調節團體關係定必須的。(註5)按照史密斯的講法，複式社會的政治秩序只能由「控制」的手段來維繫，多元文化的整合也是徒然無望的。

但是，如果我們將歐陸的國家與社會拿出來檢視，可以發現，荷蘭(註6)、比利時(註7)、奧地利(註8)等屬於複式社會的國家，政治非常穩定，是由民主制度而非某一團體「控制」所建構，多元文化的發展與整合也甚為平順，並無多大困難。但反觀其他的第三世界國家，如黎巴嫩(註9)、塞浦路斯(註10)等複式社會的國家政治卻不穩定，多元文化整合亦久久無法完成。這其中關鍵在那裡？簡單地說，庫柏所提出的看法，在第三世界國家多印證了，但在歐陸國家卻沒有發生。如果藉由李帕特(Arend Lijphart)的話來說，這就要看這些國家的政治社會精英「協和」(Consociation)的精神夠不夠了，如果能夠在複式社會上創造「協和式的民主」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註11)那麼政治穩定依然可以達成，多元文化之間也可互相尊重，並進一步彼此包容與整合。

我們也不妨從這些角度來看看馬來西亞多元分歧的複式社會上，可否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如果不可以，其原因在那裡，如果可以，其又是以何種方式建立；又可否整合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還是以近乎同化方式整合？在回答這些問題前，我們必須先了解假如要能使政治穩定，避免衝突，多元文化能夠順利整合的依據應該為何？

3.多元文化整合中精英的角色

複式社會中政治能否以協和方式進行，其關鍵在於各集國的代表精英份子能否彼此合作，他們可否將所設計的政治規則表現出「容納」(accommodation)的特性。「容納」表示著政治結構主體可以滿足各主要次文化團體的合理要求，一方面承認次文化團體有權表達他們的需要，另一方面又為各次文化團體提供影響決策的管道，並因而取得他們的認同與信任。(註12)

在政治運作中，各文化集團政治社會精英應該彼此聯合，使政治競爭或衝突的程序得以控制，這與精英份子在「多元民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多元民主」中，精英彼此「競爭」以促進政治進步或尋求大多數人支持，以化解社會分歧。但在協和式的民主中，精英份子不應只為謀求自己集團的利益，或自己文化的優越性，而不顧是否會造成社會的不和諧，更不應用煽動各文化集團間的相互對抗。為了避免「競爭」容易在複式社會中產生上述的劣質結果，精英份子必須主動避免採行英美民主的「兢爭性」概念與方法，代之以「精英卡特爾」(elite cartel)的方法來規制(regulate)政冶運作方式。(註13)

其次，各次文化團體政治精英的比重應該與其所屬集團的比重成正比。精英們因此應該放棄「簡單多數決」的思考，而以「比例代表制」來反映他們的代表性。另外，在「多元社會」裡，理性的聯盟組合行為是被肯定的，但是在協和式民主中，大聯盟(great coalition)往往是最佳的選擇，各主住次級團體都在其中分享權力與獲得權力的保障。(註14)

第三，精英份子不應將其權力擴大到必要的極限，所設計的制度應該為次次級團體提供一個自我發揮，自主解決的餘地，允許次文化團體在處理內部事務有相當的自主性，對於影響到任何與次文化團體切身相關的住要事務，應經過特殊的程序處理，例如「相互否決權」(mutual veto)、「一致的多數決」(concurrent majority)、「友善的協定」(amicable agreement)等方式均應被納入思考或處理方式。(註15)

簡要地說，為了化解因語言、宗教、文化或種族分歧所形成的社會間隙，各次級團體的精英如果能以充分地合作，相互包容，彼此顧及到對方文化精神的投射或代表需求，肯定對方的政治權力應反映其人口比重，共同維護各次級文化的獨特性與多元性，並在此基礎上尋求政治與文化的整合，其社會和諧與成功的可能性較高。但是很遺憾的，我們在馬來西亞的發展中，沒有看到精英的相互尊重，反而是運用多數展現其絕對統治的慾望。